钱文亮：现代性与人文地理学

现代性与人文地理学：透视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地理转向”　　——以雷平阳、“象形”诗群为例

钱文亮

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初盛期诗歌界对“个人化写作”的强调以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新世纪中国大陆诗坛不事喧哗却又汹涌澎湃的一大浪潮可以说是非“地理”书写莫属。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既是全球化时代大陆高速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面对危机世界所产生的危机体验的观点，同时它也能够在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框架中得到有效阐释。在本文中，笔者即以近些年来非常活跃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和湖北武汉的“象形”诗群等为例证，通过对其意涵丰富复杂的“诗学地理”的考察和辨析，探讨地理因素在新世纪大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作用与人文意义，进而揭示这一诗歌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特殊历史语境以及时代巨变在当代中国诗人心理和情感上引起的剧烈反应，论证当代中国人所特有的现代审美体验。

(资料图片)

如果说“个人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和“叙事性”等曾经是1990年代大陆诗歌的关键词的话，“地方性”“地域写作”“诗歌地理”甚至“地方主义”等诗歌概念已经成为2000年以来大陆诗歌流变的核心要素。在这样一股强劲的诗歌脉动中，诗人及其写作与地理的关系受到空前重视，地理因素在诗歌写作中的占比异常增高——特定地域的空间区位、地形地貌、植物、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和生活于其间的民众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命运遭际、语言形态以及情感方式等人文地理因素，既为诗人们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灵感，又使其在心理与情感上获得强大的诗学动力，同时也成为诗人形塑自我风格独特性的有效手段与策略；除此之外，因地缘亲近而结成的诗歌团体在各地纷纷涌现，不少文学刊物频频采取以地域范围进行组稿和划分版面的策略，以“×省”“×市”“×地”等地域标记命名诗歌出版物、推出诗人作品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对于新世纪之初大陆诗歌这种偏向地理因素的重大变化，著名评论家耿占春率先做出反应：自2004年开始，连续发表《诗歌的个人地理学—阅读当代诗歌之二》等论文①，以崭新的视角对西藏、新疆、河南等地一些诗歌写作中的“地理学的因素”进行解读，从而极大地启发了大陆诗歌界；安徽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于2006年8月隆重推出的“诗歌地理特大号”专刊，湖北的《新文学评论》自2013年6月开始持续刊发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李少君主持)，均可看作是对耿占春文章的呼应；而诗人柏桦所撰《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③更是名动一时，其以“风水”这种古老的玄术术语勾画当代中国诗歌约三十年的发展变化，虽然也被认为是带有“一元论的文学地理学主张”④，但因其视角的新颖所带来的精当论述却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叹赏。

不过，由于和相关的现代地理学理论方法比较隔膜，大陆诗歌批评界对于“诗歌地理”等概念的运用显得比较随意散漫，望文生义的也不在少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结合马歇尔·伯曼的现代性理论，以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与观点对2000年以来大陆诗歌实践的“地理转向”进行定位、阐释，是进行历史化研究的一个比较切实而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诗歌的“地理转向”典型地体现在云南诗人雷平阳的写作上。在大陆诗坛，虽然标榜自己地域经验的诗人并不少，但真正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语境中将“地理”因素提升为一种个人诗学和人文立场，并引发诗歌界内外广泛关注的，却非雷平阳莫属。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即在于雷平阳对于云南“地方”的“狭隘、偏执”的书写，几乎到了以诗歌的语言重造一个“文学的云南”的极限，云南地方的历史名物及其风土人情在其诗歌中出现的密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雷平阳的大多数诗文集直接以“云南”作为书名的中心词，刻意强调自己的云南“地方”身份⑤，不仅使得“云南形象”成为雷平阳及其诗歌独立于诗坛的辨识度最高的风格标记，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湘西世界”之于沈从文、“老北平”之于老舍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雷平阳与主流观念背道而驰的反思性诗歌实践难道不是在提醒愈来愈被西方主流现代化模式裹挟着要变为“城市人”的中国人，乡土的生活、情感与文化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和无用？这实在是关涉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大问题。

自1989年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蝴蝶泉》开始，雷平阳数十年来对于其故乡云南地理人文的书写可谓是情有独钟、一以贯之⑥。2000年之后，雷平阳诗歌写作的这种独特性日渐受到文学界重视⑦。2003年11月，《诗刊》在“第19届青春诗会专号”中以“雷平阳的诗”为题集中发表了《亲人》《背着母亲上高山》和《小学校》等八首抒情短诗，除了浓烈的云南地方气息外，其中排在第一首的《亲人》不啻是雷平阳抛向诗坛的一篇简明扼要的新世纪诗学宣言，当他以“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这样近乎偏执、决绝的语气声明自己的情感偏向时，几乎等于是将大陆诗歌界1990年代以后诗学中潜滋暗长的“地理转向”做出了果断宣示，而随后其所引发的如潮好评，则表明雷平阳不仅为自己，似乎也为海子热潮过后各行其是的大陆诗坛重新找到了“方向感”⑧。2004年4月，在《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座谈会上，一度对当代诗歌发展表示过悲观的著名诗评家谢冕这时却兴奋地坦言，雷平阳等三位获奖者“就是二十一世纪给我们带来的诗歌的希望”⑨；而另一位诗评家李少君也认为这三位获奖者给危机之中的新诗带来了新的希冀，并且强调了三位青年诗人“都生活在边缘地区”这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⑩。

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诗刊》所主办的这次座谈会无疑具有导向作用，容易引起诗歌界的重视(11)；接下来的2005年，雷平阳的一首“全部以现成的地理材料，按先后顺序结构”而成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12)，则在成为雷平阳、潘维诗歌研讨会的争论焦点之后，意外地在互联网上发酵成了新世纪之初一次很罕见的在公共传媒上严肃讨论诗歌的文化事件(13)。而经由此事件，雷平阳诗歌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迄今已获得包括云南省政府奖一等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鲁迅文学奖、天问诗歌奖等在内的大陆官方与民间举办的主要文学大奖，并被认为是当下最具创作活力的诗人和“获奖专业户”。那么，雷平阳之所以能够取得诗歌界内外最高共识度的达成，依笔者所见，正是其诗意核心中所突显的有效增强诗歌的公共性与在场感的“地理”因素，这种因素因为寓含着个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相互融合、个人与他人和万物的共时存在，不事声张却又是强有力地修正了1990年代以来大陆诗坛一度趋于流行的“个体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理念，从而在自我与他人、经验与想象、人与自然、现实与超现实、词与物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诗学关系中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14)；当然，雷平阳之所以能够在新世纪之初凭借这种“地理”因素在强手如林的大陆诗坛脱颖而出，首先要归因于神奇的云南地理因素——雷平阳所独有的“地利”，同时还要重视他所拥有的“天时”与“人和”。因为云南一向以其多彩的地理魅力而能强烈激发人类的想象力，雷平阳所独有的“地利”自不必赘言；而所谓“天时”，则是指1960年代出生在乡村的雷平阳这一代诗人，亲历了1980年代以来表现为单一发展主义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及其对中国内陆传统村落社会与农耕文明的无情冲击，对地方经验差异性的迅速消除。对此，马歇尔·伯曼曾有过在后发现代化的中国人看来近似于超前预言的观点：“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预示着冒险、权力、欣喜、发展和自我变化的环境——同时又处于一个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和我们所是的一切的世界”，“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旋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马歇尔·伯曼的论述的确像是提前描画了雷平阳这一代中国大陆诗人的当下处境——现代生活这个大旋涡从物理科学的伟大发现、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的工业化生产、人口的巨大增长、都市的快速成长以及生机勃勃的各种大众传播系统等许多源泉中吸取了养料，这样的被称为“现代化”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社会过程，导致大量新的体验蜂拥而来；“与此同时，19世纪的公众也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世界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从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出发，出现并且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16)是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雷平阳包括70后的这一代诗人恰恰与欧洲19世纪的公众类似，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19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具有“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所以说，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马歇尔·伯曼所描述过的“现代”进程中，它既不是杜甫的中国，也不再是穆旦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像雷平阳这样的1960年代出生于乡村的诗人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堪称是空前的，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1990年代后，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运动，更新换代频率令人目不暇接的高科技的突飞猛进，等等，以及因此带来的乡村的“空心化”、乡村共同体及其信仰道德等的解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都远远超出比较年长的中国人曾经的想象，对于60后诗人们来说，这种既本土又全球化的现代性体验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深刻。

正是在此充满历史巨变和现实危机的“天时”下，多民族的边地云南尚有留存的原始自然与原生文明，无疑是寄托国人怀旧的浪漫情怀与缓解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世外桃源，同时也是内陆主流地域文化借此重建自我的“他者”镜像。也正因如此，雷平阳诗歌的价值一开始便被评论界置放在“以地方性视角抗拒世界主义喧嚣”的后现代理论框架之中，被认为是“新一代诗人走向成熟的象征。”(17)至于雷平阳的“人和”，最主要还是体现于其个人出类拔萃的综合写作能力之中。对此，已故的诗评家陈超曾以“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为切入点进行过精辟的阐发(18)，而另外有评论家则指出雷平阳“云南的地理寄托，实则是一种精神层次的形而上的寄托”(19)……这些观点都是切中肯綮之论；不过，在笔者看来，更应该强调的还有雷平阳诗歌写作中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与诗学等有机融合的多重人文视野，其诗歌的独特魅力更多地得益于他以地理学家的调查、观测功夫和描述方法为基础，以诗人的赤子之心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写出了当代云南所独有的“地方感”以及诗人强烈而深邃的“恋地情结”，并为危机重重的现代社会奉献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大地伦理”(20)。

按照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概念，雷平阳带给读者最大的心理冲击首先就是其诗歌中不可抑制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种情结不是最强烈的但却是广泛存在的、深厚的人类情感之一，是一个人对其生活和经历的地方所产生的钟爱之情和天然的归属感、依恋感；(21)“恋地情结”发展到“虔地情结”(geopiety)，则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的更深切的敬重之情(22)。对照段义孚的观点，雷平阳在那篇广为传颂的《亲人》一诗中以“我只爱……”句式所表达的“逐渐缩小”的具体真实的故乡之爱，几乎就是其“恋地情结”的最佳诗歌注脚。雷平阳这种“恋地情结”的主要表现方式和情感反应可以分述如下：

(一)对于故乡云南“风景”的旺盛好奇心和孜孜不倦的审美书写。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首先体现在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反应上，具有始料未及、强烈、短暂的特点：“此种美感往往发生在突然面对一个前所未知的景致之时，正好与对某个地方的后天之爱或亲密之感形成鲜明的对比。”(23)众所周知，云南是中国自然地理最复杂的省区，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人文也是千差万别、美不胜收。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生于云南东北一隅的雷平阳，却仍然喜欢经常在本省的山川间奔走，并立志要对云南的几条江和几座神山进行调查，进而为之立传，或如雷平阳本人所说，“我喜欢在这里的多种语文、部落和宗教间穿行”(24)，“这些我身边的生活画卷足够我写作一生”。(25)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雷平阳不仅以地理学家的描述方式写下了上述那首关于澜沧江的奇诗，而且也以更丰富的手法书写了伊洛瓦底江、怒江、昭鲁大河和苍山、哀牢山、基诺山等云南的大小山川，同时，其笔触还广泛涉及云南各地的村寨、寺庙、车站、旅馆、码头、集市……以及在其中现身或消失的众生与鬼神，可以说，凡其足迹所到之地，基本上都留下了诗文；而更为可贵的是，其诗中对云南地理景观的审美反应往往与人文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当与人文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对景观的欣赏更富独特性和持久性”(26)。

(二)感觉上的快乐。“恋地情结”包括短暂的视觉快乐，触觉快乐，对亲密熟悉之地的眷恋，对幸福之家的爱，看到健康和活力之物时的快活之情，等等(27)。显而易见，“恋地情结”是感性的，对它的表现也只有通过细节性的感觉描写才会唤起读者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更有感染力。雷平阳似乎深通个中滋味：其诗主要以叙事、写实的细节为基底，结合多种感知混合作用的通感、比喻、拟人和超现实的幻觉等手法，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从故乡得到的丰富、饱满而亲切的生命感觉，产生出了云南特殊的“地方感”，因为“地方特点可以通过感官来感受到，感受的综合便形成了地方感”(28)。这一点略观数例即可体会：

一座山的斜面，仿佛爬升着云南所有的/雷霆。/牧羊的人们，细如沙子/少如黄金。他们赶着羊群，每只羊的腋窝/中/都有北回归线的气温；　　——《阿鲁伯梁子以西》

路边的橄榄已经熟透，克木人知道/有一颗，是悬挂在树上的天堂/时间，在舌面/缓缓地/由苦变甜。　　——《山中赶路记》

一头牦牛，顶着天空/专注于啃草。透过它/黑色的肚囊，远山，落日，怒江……/草，每一根都瘦了一圈，开始泛黄　　——《怒江，怒江集》

众所周知，与人的情绪、情感密切相关的感觉就是审美的根基。对此，段义孚的论述有助于认识雷平阳的诗歌在当代大陆浮躁、麻木的精神状态中的宝贵价值，段义孚云：“审美对人生之所以重要，在于审美并非"附加之物’，不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之后的生活点缀，而是"生活’本身。”“审美之本义是感受，其反义词意味着无所感，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的人，是幸福的。”(29)

(三)“乡愁”与“家园感”。属于“恋地情结”的，还有“一种更为持久且难以表达的情感反应，发生在家乡、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以及谋生的工具上等”(30)。这种给人以归属感的情感反应，类似于对家庭的依恋，所以段义孚称之为“家园感”(31)。在雷平阳的诗歌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多与此有关，而且，还与其对亲人的歌唱紧密相连，例如《记忆》《小学校》《春风祷》《祭父帖》《背着母亲上高山》《昭鲁大河记》……在这些诗歌中，对于生身父母的歌唱和对“故乡”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恰如雷平阳所言：“在"云南’生活了四十多年，故乡、亲人、山水以及多元的文化，我受其恩，感其德，视其为地平线背后的天国。”(32)固然，雷平阳的诗学核心是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和生态主义人文视角下的饱含疼痛、撕裂之感的“乡愁”，但强烈的“恋地情结”却总是在暗中牵引着诗人情不自禁地瞩目其美丽、神奇的一面，其对现代游子的抚慰和宽怀。因为相对于陌生而抽象的城市“空间”，广大的云南自然山水才是雷平阳家族几代人栖息于此的亲切熟悉的“地方”，而“地方是启发现在的美好记忆和辉煌成就的发源地；地方具有永恒性，对意识到自身脆弱和到处充满变数和不定的人是莫大安慰”(33)。这正是如今身居省城昆明的雷平阳仍然因“在遥远的乡下还有一片父母的土地”而“感到幸福”的原因。(34)如果说，“乡愁”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失乐园”式的伤感和纠结心绪的话，那么，当自己的“家乡已面目全非”(35)以后，雷平阳诗歌中的“家园感”在时间维度上只能是来自对往昔故乡日常生活、熟悉之地的“追忆”与缅怀，而在空间地域上则更多落实在尚存“边地神话”和少数民族文化神秘色彩的滇南与滇西山区，在此基础上，雷平阳以诗歌的形式重建的其实是包含着诗人政治审美理想与人文理想的“心灵家乡”(36)。

与古代田园抒情诗大多模山范水、寄寓闲情逸趣不一样，“被云南养育的雷平阳，其文字塑成的抒情主体有强大的自我”(37)。的确，“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38)，是留恋生命。作为一个现代诗人，雷平阳诗歌中的地方感其实交融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只是因为“自我”与故乡互动、对话、合不可分的状态，雷平阳的诗歌真正把读者和观光客心目中抽象化符号化的云南地理“空间”，还原成了具有情感温度与人文内涵的“地方”——个真实、有身体的云南(39)。

在新世纪之初大陆诗歌涉笔的地理空间中，像雷平阳的云南那样保有较多原生文明形态和自然地理生态的地方毕竟少之又少，而且云南少数民族区域的地理人文又因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而与汉族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乃至同构性——这一点也属于笔者前文所说雷平阳诗歌的“地利”，他的“乡愁”因此在大陆也就具有普遍性。

从现代美学的标准看，在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雷平阳诗歌的独特魅力得益于云南地理的“陌生化”(“异域情调”)。根据欧美现代性研究中所运用的“空间”—“地方”这一人文地理学概念中独特的二元结构，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理性化与无差别的空间过程与空间法则作用于地方性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使独特的地方之间不断呈现同质化，尤其是在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背景下，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被抽象的国家认同所掩盖，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对领土进行着理性化的空间重构，而地方原有精细的社会文化结构则被理性的空间过程所忽视。(40)

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历史运动来看，因为借助全球化目标而拥有的正当性，“政治”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古老中国迅速转变为现代一体性的民族国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原来“十里不同俗”的地方区域独特性几乎遭到了根本性的毁灭，也大量毁灭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宗族’由公社和生产队取代，"庙宇’被拆作为办公机关”(41)。而为了配合国家“政治”对于地方传统的改造，疏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异质性地域文化经验的表现在文学中长期遭到压抑或扭曲。(42)

然而更不幸的是，“政治”的力量刚刚随“文革”的结束而减弱，接踵而来的“商业”的力量却更为强大，由其主导的城市化和经济大开发运动以及唯利是图的世态人心，使得本已脆弱的地方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独特性和原生态雪上加霜，无数中国人的“故乡”如今早已面目全非。面对如此的现实危机和切肤之痛，进入新世纪以后，一股强劲的“怀旧”思潮再次汹涌而起(43)，对“老地方”的追忆与书写成为诗人们寻找文化身份与情感认同的主要方式，也构成新世纪之初大陆诗坛重要的诗学地理。在这一股“怀旧”思潮带来的诗歌“地理转向”中，“象形”诗群具有特别重要的代表性。

近些年活跃于湖北省武汉市的“象形”诗群是一群因诗歌结缘并保持了二十多年友谊的文学同人团体(44)，其主要成员沉河、黄斌、剑男、夏宏、亦来、川上、余文浩、钱省等大都生于1960或1970年代，并在1980年代从湖北各地乡村和小镇考进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武汉工作生活，且以著名哲学家张志扬为精神核心经常聚会。2006年底，这群朋友自费印制出几百册的民间诗刊《象形》用于内部交流，因为刊物获得意外的好评，影响力扩大，成员有所增加，2008年1月，这份民间刊物接着以《象形2008》为书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后，该刊以每年一辑的周期继续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1月份出版，集中发表“象形”诗群同人及其师友的诗文，迄今已经出版九辑，成为表征大陆新世纪之初诗歌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诗歌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瞩目。

总观“象形”诗群的形成及其诗学观念，除了他们自己所表述的“诗缘”，“象形”同人在共同的省域湖北各地村镇“土生土长”的相通的经历，以及大学毕业后同居一城武汉的“地缘”，则是影响这个同人集体的另一重要因素，并决定性地构成和标划了“象形”诗群与众不同的“诗学地理”：

往南 到老岳州府的洞庭湖　　就可以了 君山的斑竹　　洞庭水中的星子 杜甫和孟浩然的诗句 足以　　让我不想再往南　　往北 到襄阳和樊城　　到庄子的故国 和大别山　　再往北一步 我也许就觉得寒冷了　　向东 只到九江　　我不想离开黄州 黄梅 彭泽和庐山　　西向的秦巴山 武陵山 还有三峡的起点夔门　　有桃花源 有猿声中湍急的唐诗　　让我不想踏入秦地一步　　我在老武昌府的黄鹤楼下　　遥想朝秦暮楚之地和鸡鸣三省的晨曦　　如果精神尚好 就去鹦鹉洲　　以一杯薄酒临江 在祢衡的墓边坐坐　　——黄斌《我的诗学地理》(《象形2008》)

如果说雷平阳的《亲人》在中国大陆诗坛最早宣示了个人化的“诗学地理”的话，黄斌的这首诗则代言了整个“象形”诗群的“诗学地理”；相对于雷平阳《亲人》一诗中为了强调情感的强烈而对“诗学地理”的有意夸张、简化，黄斌的这首诗显然把“象形”诗群的“诗学地理”落实到了具体明确的自然地理范围和地理人文的历史线索上，借用另一位“象形”同人柳宗宣的说法，“象形”诗群的写作“与楚地的自然、文化、风俗、方言”，还有诗人“在这片土地所获得的经验有密切联系”(45)。而柳宗宣所说的“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也恰恰与黄斌设定的“诗学地理”的范围吻合，大体上是以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为中心，包括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并向周边扩展到一定范围的地理版图，在文化上与中原王朝正统一直处于一种和而不同、“独处南方”的地域文化气质。

与雷平阳长期定居于故乡云南的状况类似，“象形”诗群的主要成员大多数没有离开过湖北省域去外地谋生，而按照文化学的观点，处于同一空间区域并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象形”诗人群体，因受相同的荆楚地域文化的滋养，在诗学的价值取向、语言态度、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更容易表现出一定的类同性、趋近性，这种类同性、趋近性概括而言就是在“老地方”的回忆中发扬古老中国的诗性文化传统，以艺术的方式表达社会和谐整体的理想完美境界，在“仁爱”理念的基础上重建生活中的共属关联，在血缘、地缘为脉的生命共同体中体察个体生命的南来、存在与情感。(46)

在谈到为什么以“象形”命名这个诗群时，多次主持《象形》编务事宜的川上曾经强调对于汉语传统的发扬(47)。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最核心的内容中，其实就有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具体到中国诗人的笔下，就是“安土重迁”的情感表达，一种植根于东亚农耕社会与家族宗法制度及其伦理的爱恋乡土的意识与情怀。这种意识与情怀在“象形”诗群的写作中首先表现为对于故乡的书写具有地理学家和方志学家的具体而精确的写实性描述，像前文列举的黄斌的《我的诗学地理》及其《江夏初春地貌》《鳇鱼或中华鲟咏》，还有修远的《叙述汉南地理》，柳宗宣的《地图册页》《在黄昏飞行的天空中》，剑男的《秋天九章》《南门忆》，等等，都将带有怀旧气息的“乡愁”体验“地理”化、感觉化了；而以那些肉身做过“记号”的(48)、熟悉的地理景观为桥梁和素材，现在的诗人与过去的生命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沟通、对话，并在对话之中慰藉和宣泄了自己对于乡土的留恋之情，从而也象征性地留驻了生命的永恒。而从地理景观在诗歌表达上所具有的艺术作用来看，诗人抽象的情感和微妙的体验由于有了身外之物的寄托，或者说有了“客观对应物”，从而具有可见度，让读者备感真实和亲切。在这一点上，“象形”诗群的写作恰如其名，真正实践了“因象赋形”“大象无形”的诗学理念，与雷平阳的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象形”诗群的主要成员沉河在评论其同人黄斌诗歌的风格特点时，曾经认为黄斌的“诗学地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黄斌在《我的诗学地理》一诗中所倾心的“地理”，这份地理其实是楚文化涉及之地，是“心灵的地理”，并不是现实的地理，这份地理按照笔者的理解，也可以称之为黄斌的“想象的地理”或“文化的地理”，同时也是构成“象形”诗群整体标志的“诗学地理”，是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和优越自然条件的荆楚地理，是从庄子、屈原、弘忍、李时珍到黄侃、胡风等文化大师在荆楚之地留下的历史文化地理……；那么，现实的地理是什么呢？与黄斌有知己之交的沉河认为，那就是黄斌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60后中国人的“人生地理”，是诗人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以及走向人生成年的三个最为重要的“地方”：新店镇，蒲圻县(现赤壁市)，武汉市(49)。这才是黄斌“诗学地理”的第二解，才是属于黄斌个人诗学意义上的“地理”。而与黄斌类似，“和而不同”的“象形”诗群的诗人们也有各自相互区别开来的“人生地理”，犹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指纹和肉身记号一样。

也许是受到黄斌诗歌对于个人“人生地理”带有“古老的现代性”(50)的书写的感染，也许是作为多年老朋友的雷平阳对于“故乡”的歌唱唤起了同样的“恋地情结”，“乡愁”也同样成为来自湖北广大村镇的“象形”诗群成员的诗歌中普遍书写的主题。而其具体表现就是，几乎在每一辑的《象形》中，都有以“还乡”“回乡”或“旧居”“老屋”等之类为关键词的诗题，在这类诗题下，“象形”诗群的成员多以现实中的还乡经历为素材，曲折或直白地表达了对于故乡往昔原生态自然地理和单纯、美好田园生活的眷恋和怀旧，对于故乡现实与历史命运的省察和思考，对于生与死的生命感喟，以及童年生活对于诗人生命意识的启迪与唤醒；而更重要的是，“象形”诗群成员的“乡愁”主题包含着对于现代社会中追求理想生活的深重疑虑与认真思考。“还乡”“回乡”或“旧居”“老屋”之类诗题如此密集地在“象形”诗群的写作中出现，绝非简单的互相模仿或重复，实际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象形”诗群的成员大多在成长阶段亲历过1960-1970年代很少遭到破坏、污染的山水田园生活，以村落、小镇这种传统的“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塑造了他们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及审美心理、思维方式，而且，他们又是在凶猛而超常的“城市化”、商业化运动中进入省城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大空间转换对于他们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发而为诗，与“恋地情结”密不可分的“乡愁”主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书写焦点，它的集中出现实际折射了生活于当代中国大陆几代人的普遍心理。而长期生活在武汉这个华中地区最大、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城市中，来自湖北广大乡村、小镇的“象形”诗人对于城市这个脱离自然的人造物的缺陷与弊端当然会更加敏感，相比较而言，乡村给予他们的幸福感自然更加强烈。恰如段义孚在反思城市生活的时候所认为的，生活在公共领域变得太复杂，促使人逃避，“问题是怎样逃避而不脱离生活，怎样培养自我意识而不孤立于他人之外，怎样逃避世界而又仍在世界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段义孚认为，其中方式之一是“暂时逃离深居城市中的家，……住在乡下住宅。这个动机主要来自渴望更大程度的自由和简单”。段义孚认为这种退避方式并没有完全脱离生活，而是从一种生活转向另一种更接近生物需要和自然的生活。(51)

对照段义孚的观点，以地理写实为标志的“乡愁”之所以成为以雷平阳和“象形”诗群成员为代表的大陆新世纪诗人普遍书写的诗歌主题，一方面证明了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于乡土中国理想田园生活的摧毁而在国人心中所引发的失乐园般的痛苦与惆怅；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对于重构更理想完美的社会和谐整体是人类的永恒渴望，是作为人类敏感分子的诗人更为执着的努力。也正因为如此，“象形”诗群成员的“乡愁”主题的地理书写在呈现古老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及其亲切和谐的生活伦理和情感的同时，也敏锐地揭示了这种生活及伦理在盲目而疯狂的发展主义主导的城市化、商业化之下的破坏和瓦解，健康而自然的生态和心态的饱受摧残、污染，恰如李建春所写：“可是故乡已是一片荒场!/有人破坏，无人建设，/有人砍伐，无人种植，/有人消费，无人保育，/这大毁灭几十年前就已开始……”(52)所以，不同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中“文明/愚昧”二元对立的单一进化论视角下对于故乡“国民性”的文化批判或沈从文式的神化、美化，“象形”诗群成员“乡愁”主题中的个人地理书写，显然带有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生态主义意识，所以，他们对于古老乡村共同体生活及其文化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一种感伤的怀旧，更应该被视为以“地方”为蓝本在诗歌中重建更为理想社会的人文关怀。按照段义孚的观点，由于文学艺术内含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所具有的精神与特质，是一个超越时空、由审美体验构成的意蕴中心，有许多人类想象的美好空间和场所，所以它是一个“虚拟的地方”，不过，虽然是“虚拟的地方”，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更易于生命的复归和人性的升华(53)。也正因为段义孚所说的文艺特点，出现于“象形”诗群笔下的故乡这一“老地方”只能是一种“虚拟的地方”，具体表现于诗歌文体上，就伴随着一种独特的“忆录体”。关于“忆录体”，沉河的解释是，“忆录，顾名思义，是一种回忆中的记录。而回忆从来与想象是孪生子，回忆中又隐藏了极深的情愫”，还有不可缺失的价值判断。“纯感性的"忆录’在任何时候都是诗性十足。”(54)沉河对于“象形”诗群“忆录体”诗歌的纯感性的强调，与段义孚关于人的感知都具有敏锐性和倾向性并包含想象、理解、情感等诸多因素的观点不谋而合(55)。另外，与抽象理性化的空间概念相区分，段义孚认为主观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是建构地方最为重要的特征(56)。

标签：